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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哈佛大学召开回儒对话会议

  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院院长杜维明和伊斯兰学者奈斯尔(Seyyed Hossein Nasr)的共同 主持下,邀请海内外学者,于5月21-23日在欧洲研究中心举办了回儒对话会议。
  22日上午,先由杜维明作基本介绍。研究儒学的杜维明和研究伊斯兰文明的奈斯尔是十余年的老朋友,多年来就有感于近代中国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在努力向西方文明学习的同时,忽略了两大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有意于开展这方面的活动。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 发表关于” 文明冲突论” 的文章,更引起了他们的关注。在麻萨诸塞州康桥市 举办了一系列 伊斯兰教 -儒学对话, 1995年3月,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大学召开了” 伊斯兰教 和儒学:文明对话” 会议。今年的会议是这些活动的继续,讨论从村田幸子(Sachikio Murata) 研究中国回族 伊斯兰教学者王岱舆和刘智的新作 《苏非之光的汉文折射(Chinese gleams of Sufi light)》开始。 2001年是联合国决定的文明对话年,回儒对话应成为联合国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上午的会议由哈佛大学近东语言与文明系宗教和伊斯兰研究教授格雷厄姆(William Graham)主持。奈斯尔首先介绍了整个 讨论的概念框架。现在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比较研究,屈指 难数,但是没有伊斯兰和儒家两大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应该把回儒比较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建设起来。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之间有重要的经济联系和政治关系,是值得研究的。但是,在我们处理当代问题之前,先要发展这门学科。我们的回儒比较研究,将以宗教-哲学为中心。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专家,会逐渐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是伊斯兰文明,特别是东部,伊朗和中亚与中国之间的交往和相互影响。奈斯尔从双方学者对于对方的记载、波斯细密画吸收中国绘画之特点、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形成和传播、萨珊音乐在新疆喀什的流韵余音、波斯天文学家在北京的活动、14世纪波斯的中国针灸文献等许多生动的例子,说明两大文明之间的深厚关系。我们目前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历史上的回族思想家及其著作,他们怎样把阿拉伯文、波斯文的伊斯兰文献中翻译,多半是意译成汉文的,怎样学习儒家文化,怎样把二者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我们从这里开始,不从政治开始。西方有人认为,中国-伊斯兰关系的研究是反西方的。我们确定自己是学术性的活动。在二、三次国际会议之后,可以涉及政治。回儒对话本身是有现实意义的。比如,马来西亚的穆斯林通常是马来人,华人通常不是穆斯林,马来西亚接待中国回族旅游活动,许多马来人第一次发现,原来世界上还有许多讲汉语的穆斯林。回儒对话不仅在穆斯林和华人共处的国家里有现实意义,而且,当代世界上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可谓鼎足而三,这种对话对于整个世界未来的发展必将有重大影响。
  接着由杜维明主讲“多元现代化:儒家东亚的启示”。很长时期以来,世界主流思想习惯于把现代化和传统、西方和非西方、区域性和全球性对立起来。我们超越这种两极对立观的努力有深远意义,为全球社会多种文明之间的对话创造了条件。人们长期认为,近代西方是世界取得有意义进步的唯一舞台。儒家东亚、伊斯兰中东、印度教的印度和佛教东南亚只是被动地接收这个西方现代化过程。现代化最后会终止文化的多样性。儒家或任何非西方精神传统会有助于实现现代化过程是不可想象的。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逆转的。但是,传统继续存在于现代化之中。实际上,现代化过程身一直受到扎根于古老传统的多样文化形态的制约。
  儒家坚持平等比自由重要,同情比理性重要,礼教比法治重要,责任比权利重要,人际关怀比个人主义重要,这似乎与启蒙运动的价值取向相对立。因此,毫不令人惊奇,李光耀、马哈迪(Mahatir)等政治领袖弘扬的亚洲价值常常在西方引起冷嘲热讽。但是,从家庭到国家,所有层次上社会解体的危机显然证明社会正义、心灵沟通、相互理解、承担责任和休戚与共意识的需要。就像亨金(Louise Henkin) 强调指出的那样,所谓亚洲或儒家价值,正如启蒙价值一样,也是 具有普遍意义的。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探求、商人道德、家庭价值或抗议精神,儒家教导从六十年代起在工业东亚,八十年代起在社会主义东亚得以复兴。这是许多因素的结合。确实,一个多世纪以来,东亚知识分子热诚向西方学习。但是,他们常常无意之中求助于当地形态来重新整合他们向西方学到的东西。这种创造性吸收利用的模式有助于他们缔造一种启蒙理性和儒家人文主义的新的综合。儒家传统一直在其大一统体制性基础上发挥着作用,同时,也在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结构和家长式政体方面根深蒂固。不用说,作为对西方冲击的反应,所有这些方面都在一种新的架构中脱胎换骨。儒家政治意识形态为日本和四小龙(台湾、南韩、香港和新加坡)建国提供了丰富的象征符号资源。在东亚和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经济文化、家庭价值和商业道德也以儒家语汇加以表达。像网络资本主义、软性权威主义、团队精神和协商政治这些在东亚经济、政治和社会中无所不在的观念全都说明,儒家传统在东亚现代化中继续发挥着作用。
  1973年,赖肖尔就说过,东亚人民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点,比如群体团结、强调政治统一、巨大的组织技巧、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对教育的热诚追求。正因为这些特点,日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一个十九世纪中叶的不发达小国发展为二十世纪前期的列强之一----发展为今天的经济超级巨人。现在其他东亚国家,即南韩、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正在重演日本的历程,而像香港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中国人的城市国家。在东南亚,华人少数族群一直在经济上和教育上占上风,以致于造成严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人们不禁自问,如果越南赢得和平,如果中国和北朝鲜的政策改变足以为经济发展提供空间(他们的人民无疑能够实现经济发展),那么,它们将会取得怎样的经济增长。
  赖肖尔清楚简洁地勾勒了儒家东亚的兴起。具体来说,在儒家传统影响下的东亚现代化有六个特点:
       1、市场经济中的政府领导作用不仅必要,而且是人们渴望的。
       2、虽然法律是社会稳定的起码要件,只有通过人文礼教才能取得有机团结。
       3、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核心价值传承的中心。
       4、公民社会繁荣并非因为它是家庭之上、国家机器之外的独立空间。它的内在力量在于它是家庭与国家之间充满活力的纽带。
       5、为了培养完整的人格,教育应该像强调知识一样强调道德。
       6、因为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一个具体社会的生活品质有赖于其成员自我修养的水平。
  东亚是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非西方地区,儒家东亚兴起的文化涵义是影响深远的。近代西方提供了世界范围内社会转型原动力。当然,像工具理性、自由、权利意识、法律程序、隐私权和个人主义等启蒙价值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价值,但是,就像儒家东亚的例子所证明的,像同情、分配方面的正义、责任意识、礼教、热心公益和群体取向等亚洲价值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价值。正像东亚现代化必须整合启蒙价值,亚洲价值也会成为现代西方生活方式合时的重要参照。儒家现代化证明,现代化从根本上来说,不是西化或美国化。这是否意味着东亚的兴起象征着以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不是的。但是,这为西方,特别为美国指出了:它需要把自己的文明转化为一种既教导他人,也向他人学习的文明。东亚现代化的实现是多元化而不是另一种一元化的信号。儒家东亚完全现代化而没有全盘西化的成功清楚地说明,现代化可以采取不同的文化形态。佛教的、伊斯兰教的、印度教文化形态的现代化不仅有可能性,而且可能性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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